胡乔木

来源：人民网

“大跃进”形成高潮以后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对“反冒进”进行了反击。随后，在3月份，成都会议（于3月9日至26日举行，系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亦持续对“反冒进”进行了批判。

四月武昌之会，承继了南宁与成都的会议精神，其核心主题为鼓舞士气。此时，“大跃进”的浪潮在若干省份逐渐涌动。尽管在会议中，领导层多次强调需保持谨慎、控制膨胀，但这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因为整体方针明确为“鼓足干劲，激发潜能，切不可轻易泄气”。

在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5月5日至23日）期间，一方面，遵循领袖的指示，对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进行了正式调整；另一方面，正式采纳了领袖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对其表示肯定，认为“大跃进”标志着我国正处于一个“一日千里”的伟大时代。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呼声成为主流，压倒了一切其他声音。

到了6月，农业上开始大放生产“卫星”，接着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上天”。“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泛滥，“共产风”刮起。

1958年4月15日，领袖在广州挥毫泼墨，撰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向世人推荐了“历经两年艰苦奋斗，焕然一新的合作社”——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领袖在文中深刻指出，从这个合作社的感人事迹中，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也在迅速提升”。领袖进一步预言：“由此可见，我国追赶英美国家的时间，无需像过去所想的那样漫长，仅需二十五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即可实现。”他强调：“除了党的英明领导之外，六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是决定性的因素。人多则议论多，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从未见过人民群众如此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此外，他还指出：“除了其他特点之外，我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征是一穷二白。这些看似不利，实则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穷则思变，唯有奋发向前，勇于革命。一张白纸，无负担，更易于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绘制最新最美的画卷。”

当日，领袖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诸位同志：“请审阅此件。若赞同，恳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予以刊登。”

我国要赶上英国，时间并不会太久，即便是要追赶美国，亦无需如以往所预计的那般久远……”

看了胡乔木的意见，领袖写了一段批语：“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介绍一个合作社》中的这句话则改成：“由此可见，我国在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赶超资本主义强国，或许并不需要如先前所预期的那样漫长的时间。”

这篇领袖的短文，在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的创刊号上公开发表，随即《人民日报》亦予转载，自此迅速传遍全国，催生了“大跃进”运动的高潮。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召开于17日至30日，系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当年的钢产量目标提升至1070万吨，较1957年翻了一番；对于1959年，则提出了2700万吨的产量要求，并力争达到3000万吨。上述指标被正式载入会议决议及公报之中。胡乔木担任了这两份文件的起草工作。

北戴河会议之后，“大跃进”运动达到了狂热的高潮。作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以及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自然难以置身事外，他亦投身于这场“大跃进”的滚滚浪潮之中。

在1980年4月，邓小平对“大跃进”事件进行了回顾，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大跃进’中情绪高涨，我们难道没有受到影响？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我本人均未提出异议，陈云同志也未发表意见。”胡乔木同样未对此提出反对。

1991年8月，胡乔木在谈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时曾对为什么提出“大跃进”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认为，一是领袖觉得1957年反右派斗争胜利了，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中蕴藏着很大的积极性；二是对1957年国际上各国共产党开的莫斯科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特别是他相信中国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够有更快的发展。这些都为“大跃进”的提出打下基础。

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中，洋溢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豪情。此后，应民主人士之议，将“鼓起”一词更改为“鼓足”，从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表述逐渐成型。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领袖意识到可以尝试探索更为迅猛的发展速度。一旦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激发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定能实现大跃进。人们在面对胜利时，往往容易忘乎所以。胡乔木对于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经验总结，见解独到，颇具启发意义。

1990年伊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手策划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同年四月，该室将初步拟定的提纲呈交胡乔木审阅。胡乔木审阅后，指出提纲“逻辑不清晰”，并对建国初期围绕合作化议题的曲折历程提出批评，强调：“‘合作化高潮’不宜以积极肯定的语调表述，此类表述尚有不少。”

所谓合作化高潮，实则指的是1955年，在领袖的引领下，我国全面展开的合作化运动。自1953年起，全国范围内便开始蓬勃发展农业合作社。然而，到了1954年1月，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不顾实际条件、急于求成的倾向。为此，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了对合作社“控制发展，注重巩固”的建议。中央对此予以采纳，并于1月10日发布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旨在对迅速发展的合作社进行适度降温。

一年之后，即1955年7月，领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聚会上，对邓子恢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将他们比喻为步履蹒跚的小脚女人，指出他们在合作社的问题上已经落后于群众运动。领袖强调，当前农业合作化并非是放缓脚步的问题，而是应当迅速推进。在他的强力推动下，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进入了一个高潮期。然而，这种追求速度、规模和公有化的倾向，给仍处于传统发展阶段的我国农业带来了诸多挑战。

在1990年代初，中国改革进程中遇到了若干挑战，公众对于诸多议题的看法略显模糊，这一现象在回顾历史时亦有所体现。显然，胡乔木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清醒与坚定立场。对于写作提纲中关于“合作化高潮”的正面评价，他明确表示：“此类事件难以简单肯定。若轻易肯定，历史便沦为随意之谈。党在全国会议上作出决策（指合作化运动），若说推翻即推翻，固然不应过分指责，但亦不可过度宽恕。历史应遵循‘董狐笔’的原则，该评论之处便应直言不讳。历史应具有政治性，不能对既成事实进行过度合理化。同时，批评邓子恢为‘小脚女人’是不妥的，这几乎是党内共识。因此，《七十年》一书中对于此类问题，若不公正处理，岂能成立？”

党史之撰写，不仅需秉持政治性原则，更应具备“董狐笔”的严谨与公正，这是胡乔木对《七十年》一书所提出的崇高标准，亦体现了他对党和历史所抱持的深厚责任感。在建国后对党的发展历程进行经验总结时，胡乔木尤为关注，因为这直接关联到党对当下与未来的深刻认知。在与他人的交谈中，他反思了自50年代起，高层工作中所显现的随意性，以及在工作指导方面存在的任意性，并指出了这些做法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胡乔木深入剖析了领袖发动并持续推行文革错误的深层原因：“他似乎坚信存在一种革命，这种革命既与林彪、‘四人帮’的理念迥异，又与周恩来、邓小平的主张截然不同。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空想，他既无法明确阐述，也无法找到这样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根本不存在。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观念，最终导致了这一悲剧性的后果。”面对问题时，胡乔木坦诚直面，既不回避也不偏袒，更不走向极端，他以锐利的洞察力精准剖析，其言辞中肯，令人信服。

常有人言，历史乃现实之镜鉴，然而此言成立，首要之务在于我们须以真诚之心正视历史，严谨总结其经验与教训，秉持中庸之道，践行正义之举，否则稍有偏差，便可能导致谬误千里。胡乔木曾言：“越是贫困，越要革命，但社会主义并非如此行径，共产主义仍属遥远，社会主义乃漫长之路。阶级斗争不宜过分强调。对此认识的获得，实乃付出巨大代价，实属不易。”作为党内深谙历史的理论大家，胡乔木此番言论，今日重读，依旧言辞恳切，令人深思。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中共党史领导小组的批准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问世。这部详述中共自1921年至1991年七十年辉煌历程的著作，在官方文献中占据着极高的权威地位，并享有极佳的声誉。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金冲及全程参与了该书的撰写工作，他记录下的胡乔木在写作过程中的对话，不仅成为了这部著作创作历史的见证，更是党内高层兼具政治与学术身份的领导人对那段历史真实认识的深刻体现。若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视为中共党内公认的卓越之作，那么金冲及所记载的胡乔木谈话，无疑是对胡乔木当时智慧与学识最生动、最直接的展现。

发动“文革”错误根源

作为中共党内负有盛名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胡乔木在谈话中除辨正史实、梳理思路外，还不时传递出他对历史认识的思考，在谈到领袖50年代后常常违背自己的思路，造成一系列失误时，胡乔木的感叹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历史之演变，有时未必尽循逻辑。”

胡乔木的这一论断，无疑是治史者累积的宝贵经验。众多历史研究者都会察觉到，历史潮流在展现其鲜明趋势的同时，亦常伴随着诸多难以预料的偶然性因素。这些偶然性因素左右着历史的实际进程，有时甚至能逆转历史的走向。胡乔木曾指出，文化大革命并非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产物，若无领袖晚年的失误，此类全局性的错误或许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诚然，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领袖的巨大影响力不容小觑，领袖的崛起与行为既包含必然性，亦包含偶然性。作为一位深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胡乔木自然深知历史趋势的强大力量，但他也从未忽视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多元因素。世界在不断发展，历史亦然。

胡乔木渴望著述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信史。因此，他强调：“历史需持续不断地进行新的审视，每一次审视都应带来新的见解。历史资源浩如烟海，可从多维度进行剖析。人们的心智世界远非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单薄，他们怀揣着各式各样的思想。社会生活错综复杂，若要宣扬党的七十年光辉历程，便需洞察其丰富与深邃，摒弃陈词滥调的重复演绎，切实揭示其中新颖的内涵。”

构建信史，奠定坚实的事实基础无疑是首要之务。立足当下，吸收人类不断发展的认知成果亦不可或缺，其中，摒弃线性思维，直面历史的多元与复杂，更是至关重要。实际上，胡乔木先生当年所提出的任务，在今日的党史研究中，依旧是一个待深入挖掘的重要方向。

作为一部肩负特定政治使命的党史文献，《七十年》的编纂独具特色，旨在精准定位。譬如，在处理“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时，胡绳先生反复强调，《七十年》中关于“文革”的记载不应仅仅局限于“文革”本身的历史，而应深入党史的“文革”篇章。具体来说，书中不仅需揭露“文革”中的错误，亦需展现那些在“文革”中坚守正确道路的人们，以期使读者从党的失误中汲取希望。胡绳先生的这一思考启示我们，党史的编纂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具备其独特的属性。党史的编纂与纯学术性的党史研究既有相似之处，亦存在差异。从党的立场出发编纂党史可能是一种路径，而从学术视角出发则可能是另一种选择。在坚持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前者侧重于资政育人，后者则专注于还原历史事实；前者关注当下，后者则着眼于长远。在当代中国，这两种编纂方式有望长期共存。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自问世至今已逾二十载，编纂者金冲及先生在彼时正值壮年，时至今日，亦步入耄耋之年。金先生于序言中两次提及，这些观点乃胡乔木先生二十余年前所阐述，鉴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他希望读者能避免误解。我认为，这恰恰是历史的真谛。每一代人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面临各自的问题，他人无法越雷池一步，亦无需为其强行代言。同情与理解，是对前辈的尊重；同理，批判亦如此。二十余载光阴流转，重读胡乔木先生的谈话，仍能感受到其中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辉。